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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便如此，阮元进京决心已定，便找了个日子，前往扬州府学拜会了谢墉，告知愿意与老师一同北上，谢墉听了，自然大喜。

    这时只见外面一个仆人过来，送上一封书信，到：“谢大人，辛楣先生和渊如先生来了，正在外面候着。”

    谢墉笑道：“伯元，今日是双喜临门啊！你定了北上，辛楣先生又过来看我，还有渊如也来了？那我可得好好招待他们一番！”说着说着，也不顾仪态，三步并作两步的走向府学门口。阮元也跟了老师，走到门前。只见钱大昕依然满面春风，站在门前，后面还有一位白面书生，略有髭须。

    钱大昕见了谢墉，也匆忙上前，笑道：“金圃兄，半年不见，气色还不错嘛。这是？伯元！我想起来了，江宁府那张榜文我看过了，伯元也取中在里面呢！哈哈，这《二十四史》之事，你可要和我多聊上几日才是！”

    谢墉当然也不胜欣喜，问道：“辛楣啊，你不在江南老家享福，跑到扬州来做什么？是为了见我一面，还是为了见伯元一面啊？”

    钱大昕笑道：“你少和我套近乎，若只是你，我可舍不得那一两渡船银子呢。我在江宁讲学，这不，渊如也在，他正好也准备北上会试，老夫想着他才学过人，总想和他聊聊。没想前日，京城里二云先生帖子也到了，说多年不见，也想和我畅谈一番！你看，这一件件机缘巧合，不都在让我重返京城吗？既然这样，那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喽。伯元，此番乡试得中，你可否愿意和我们一同北上？”阮元也把准备和谢墉一道进京的事，告诉了钱大昕。那二云先生名为邵晋涵，《二十四史》最后一部《旧五代史》得以重见天日，便是因他之功，他在《尔雅》方面同样见解颇多，乃是学术贯穿经史的大家。

    钱大昕听了阮元之言，自然大喜。可阮元看着钱大昕身后那白面人，却觉得有些眼熟。他只去过江南一次，似不是年内所见，若不是江南故知，就是因他来过扬州，便欲上前问个究竟。钱大昕早见阮元好奇，笑道：“伯元，这位是阳湖孙渊如，名星衍，论学识，在这江南也是首屈一指了。怎么？伯元以前可是认识？”

    阮元连忙拱手作揖，笑道：“原来是渊如兄，在下失敬了。只是，在下想问一句，渊如兄以前是否来过扬州？在下似乎，之前和渊如兄有过一面之缘。”

    那孙星衍笑道：“伯元贤弟，既然是今年同榜孝廉，那自也是在下同学了。在下十二年前，确是来过扬州一次，当时在安定书院，得蒙东原先生讲学一日，至今仍觉得受益匪浅。”孝廉是古时称谓，清人也经常用孝廉指代举人。

    阮元听他这般介绍，忽然想起自己十一岁时，曾和一位叫孙星衍、一位叫洪亮吉的读书人，一同去安定书院听了戴震半日讲学。此时回想起来，那名为孙星衍的白面人，依稀便是这般模样。大喜道：“莫非是……那年虹桥相遇的渊如兄？当日酒肆之上，小弟冒昧，听渊如兄讲起昭明太子，就跟了上来，没想今日，你我还能重逢！”

    孙星衍听了阮元这番话，也自大喜，上前抱住了阮元道：“伯元，没想到你我居然有如此缘分！那日我本也只是一句笑话，却不想把你引了上来，昔日同听东原先生讲学，今日又是同榜举人，看来你我啊，是上天注定的知己！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考上举人，老哥哥我就惨喽，从那时算起，也足足考了十二年呢！”

    阮元也很开心，笑道：“渊如啊，其实我和谢恩师一同阅卷的时候，就听他提起过你，说这些年治《尚书》有成的，第一便数渊如兄！哈哈，渊如兄此番入京，想是已经定下一个进士名额了吧？”

    孙星衍笑道：“可这会试，毕竟还是头场四书文为主啊。好啦好啦，咱都不是那搞八股的人，纠结这些做什么？伯元，虹桥那家酒肆，我可是至今记忆犹新，他家那道文思豆腐，那刀功、那味道，嘿嘿，扬州一绝！当然了，也是天下一绝！你看那豆腐丝就漂浮在羹汤之上，可尝起来却全然不觉，这是何等精湛的刀法啊？我十二年过来了，都再没遇到第二家！”文思豆腐乃是扬州特产，故而孙星衍有此一说。

    听到这里，钱大昕也不禁大笑，道：“伯元，这扬州可是你故乡，平日美食美酒，你可少不了我们的！我看啊，今天咱就由伯元引路，再去那虹桥吃上一顿。眼看这金秋时节，也快过去了，若再不吃一顿蟹，可就要等到明年喽！”说着一边拉了谢墉，一边拉了孙星衍和阮元，便往通泗门去了。四人这一日自是大快朵颐，不在话下。

    之后一连数日，阮元和钱大昕、孙星衍等人讲论经史，自也有一番乐趣。眼看谢墉启程之日已近，钱大昕和孙星衍本非扬州之人，在这里游玩一番，就开始为启程做准备了。可阮元二十余年来，大半时间俱在扬州生长，此时想到眼看要离开故乡，未免有些不舍。后面数日，便辞别了孙钱诸人，多在扬州流连，看着小秦淮、瘦西湖，总是不愿离去。钱大昕等人知他难舍之情，也任由其便，不加干预。钱大昕还和孙星衍说，阮元如此留恋扬州，正是有情之人，饱学之士易得，情深知己难求。能遇上阮元这般朋友，乃是二人之幸。

    阮元除了流连扬州，也相继去信，与师长亲友作别。这一日乔书酉回信到了，说能有阮元这般敢于北上前应会试的学生，自觉欣慰，只愿阮元早日高中。但想着李晴山这一两年来，身体渐渐衰弱，听董子祠那边人说，已是经月卧床不起，便定下一日，来看老师，杨吉也跟在阮元后面。

    一路进了李家，阮元问了安，便入得李晴山卧房，眼见老师虽强颜欢笑，精神早已不如当年，也不觉伤感，道：“李先生，是学生没用，请不到良医给先生诊治，害得老师下不得床。”

    李晴山笑道：“伯元，你服除之后，连年应试俱是高中，老师虽然这一两年，身体不行了，但心里可开心着呢。我的病我自己知道，就算你请来郎中，只怕我这身子，也挺不下去了。用药的事，我可比你清楚多了。”

    阮元道：“其实学生知道，当日家中不测，若不是老师一力帮衬着，只怕学生日后考学，都考不得了。老师当日也拿了药过来，只是……”想想母亲还未等到李晴山的药就已身故，一时眼眶渐渐湿润，却说不出一句话。

    李晴山道：“伯元，你为人重情重义，老师是喜欢的，只是你毕竟年纪尚轻，有些事，你可要沉得住气。你去京城应那会试，可要知道，这天下大比，最是艰难。老师曾听京里人说过，最终得以取录之人，大抵百人中有五人而已。若你不愿浅尝辄止，而是一心想中进士，可要记住，便是一次两次落第，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千万不要心浮气躁。老师当日应会试，也是第四次上，才取录得一个同进士出身呢。”

    阮元点点头，记住了李晴山的话。进士即便取录，也有“三甲”之分，第一甲只有三人，称进士及第。第二甲一般三四十人左右，称进士出身，大多进士都只能位列三甲，称同进士出身。清代科举取士，进士不算太多，大抵一次百余人至二百人上下。但清代为了彰显皇恩，取信于士子，开设恩科也多，往往有连续两年都举办会试的情况。

    但阮元想着，以前一直有一个疑惑，他从来没问过李晴山，也没在意。但此时眼看和老师一别，只怕便是诀别。不禁脱口而出：“老师，其实学生一直有个问题，只是……”

    李晴山笑道：“你是想问，我当日已取中进士三甲，本应入朝为官，却未及选录官职，便归乡教书来了，是何原因，是吧？”阮元也有些不好意思，但老师既已点破，也只好点了点头。

    李晴山虽然长年卧病，可说起这段往事，却来了兴趣，可这兴趣之中，却也有一丝悲凉。只听他缓缓说道：“伯元，我是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年的进士。取录之后，内阁庄学士闻我试卷，便欲一见。庄学士人很好，见我家贫，还想赠我些银子补贴家用，我那时觉得无功不受禄，便回绝了。但庄学士为人，我眼见得谦虚好客，想着可以深交，便与他相约为友。朝中我之前识得刘文正公，之下便是他了。”

    “可后来，因我只是三甲进士，不得入翰林院，也没有分部学习，只好在京闲置，做个候补知县，要等知县出缺，才得选用。可知县出缺，哪有那么容易，即便出缺，前面等着补缺的人，多的是呢，哪里能那么快轮到我啊？就这样我竟……竟一下子等了三年。直到乾隆三十九年的一天，庄学士……那时他都升了侍郎，我这也是叫习惯了，他又来找我，说他听闻了吏部那边选任事宜，我终于有缺可补了，是选在甘肃会宁县做知县。我心想甘肃虽然路远，总是个一展抱负的地方，会宁就会宁吧，日后做的好，也会有机会升迁。哈哈，当时我在京三年不得授官，心中那一股为官济民的热诚，竟也淡了不少，可我还是谢过了庄学士，自己回去准备。可没想到那日晚上，竟有个乡绅打扮的人，意外说要找我。”

    “那乡绅我自也不识，口音现下想来，都有些怪异。他自称就是甘肃会宁县人。此次不远千里前来京城，是为了状告他所在巩昌府的知府。可其中原因，我听来却懵然不解，不知道其中究竟有何内情。”

    “他说，他家原本在会宁，也是殷实之家，算不得大富大贵，却也有不少田产。可惜他天性驽钝，读书竟不得中式，上一年间，听闻府里有纳捐之事，出捐得五十石麦子，便可补府学学生，若是加倍，还能到京里补一个国子生员。便捐了一百石麦子给巩昌府，只求补个监生。眼看麦子也送了，府里告诉他，监生的事尚需些时日，他也没着急，便回乡等着。”

    “可忽然有一日，府里竟来了人，也不说别的，开口就问：‘听闻你想着捐个监生，那一百石麦子呢？你什么时候交？’说着，便拿出他当日签押的凭据来。这乡绅自也不解，问着这一百石麦子，前日自已交了，却为何又有出捐之事？那公文也自有官印在的，又怎么做不得数？赶忙让家人拿了官府文据来，文据上自有官印，想着不会错了。”

    “谁知那两个府里人竟然说道：‘知府老爷早让我们找过了，你当日只有恩补监生的凭据，收了一百石麦子的凭据，我们没见过，想来你这是假的了。你若想要补这监生，就赶快交粮，少罗嗦别的。’其实朝廷在甘肃纳粟捐监之事，今上在位之后，却已多年不行了，可正是那一年，朝廷不知听了何人之言，竟重开了捐监。当时诸事草创，凭据做得也不精细，极易被做了假去。那人眼看自己凭据，确实粗糙了些，想和官府自辩清白，却也困难。”

    “但他想着和官府自辩，总是自讨苦吃，不如再捐一百石，虽然多捐了些，只要能补上国子生，也不亏了，便想着说起再行捐纳之事。可下面另一个人却忽然说道：‘王兄错了，不是交一百石麦子，大人说的是银子。你这麦子这么多，我们也拿不走，大人说不如便利些，一百石麦子，便折你三百两银子罢。’这样一听，那乡绅更加慌了。他说自家在甘肃，不过家里有些田产，甘肃全境都不算富裕，现银本少，却又到哪里找三百两银子去？况且一百石麦子，若非大灾之年，便只得百余两银子，也就买下了，却为何要交三百两之多？况且，这捐监本意，是为了储备余粮，以防灾荒之需，民间捐纳原是只收粮食，却为何要改收银子呢？”

    “那姓王衙役见那乡绅不愿交纳银两，便道：‘是我忘了，大人特意嘱咐，要银子不要麦子。咱甘肃粮食少，给我们银子，我们去陕西买粮，买得更多。至于为何要你三百两，你不知打通朝廷关节，有多少难处么？眼下这太平时节，你也捐个监生，我也捐个监生，监生一年就那几个名额，不多花钱，如何到你这里？你交我们三百两，我们立刻给你凭据，保你监生罢了，莫要再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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