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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清政府于1875年5月30日作出决定，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办南北洋海防。

    但是因为经费有限，沈葆桢在抵两江接篆任事后，立即于光绪元年十月下旬给李鸿章写信建议：南北洋海防经费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北洋使用。以便集中财力尽快由北洋组建成一支外海水师，拱卫中国近海。

    然而，沈葆桢把南北洋海防经费全部交给北洋使用后，中国的外海水师仍多年没见影子，这是李鸿章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所造成的。

    在“海防议”中，李鸿章虽然知道西方海防理论是“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

    但他认为“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要紧之处”重点把守，即集中力量守大沽口和长江口，“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李鸿章早期对夺取近海制海权毫无信心，以为“铁甲船本应定购，惟南北洋面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即以一铁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虑立脚不稳，进退失据”。

    在这种以消极把守南北洋海口为主导的海防战略思想指导下，李鸿章拒绝购买铁甲舰，而去订制蚊子船。

    不同于李鸿章的落后思想，沈葆桢深刻地意识到，夺取近海制海权，关键在于装备铁甲舰，没有铁甲舰充任中坚，外海水师就无从谈起。

    所以，沈葆桢写信三封给李鸿章：“非谓有铁甲而诸船可废，谓有铁甲而后诸船可用”。

    “若仅恃炮台、水雷、蚊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送、递信亦所必需，否则彼以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

    “颇虑海上事起，异族以一铁甲阻大沽口外，将接济立断，畿辅人心为之动摆，则可虞者不仅在无备之各口”。

    沈葆桢的观点一针见血，指明了大清海防的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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