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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后，1886年秋，孙中山转入中国的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广州博济医学堂。刚过了一年，1887年9月，孙中山再转入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

    走进学校刚过一月，孙中山就约请杨鹤龄、尢列、陈少白，去庆祝一下他们四人的相识相知。

    为此，孙中山选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酒店，要了几个炒菜，一瓶便宜的红酒，准备一边吃喝一边闲聊。

    孙中山与杨鹤龄自幼相识，俩人过往甚密，直到孙中山去檀香山读书，他俩才分开。1882年，杨鹤龄到广州算学馆求学，与顺德人尢列同窗，不久结成莫逆之交。孙中山转到香港西医书院，结识了同学陈少白。

    这样，他们四人因为志同道合，很快结成挚友。其中，尢列年龄最大，1885年生、孙中山次之、杨鹤龄再次（1868年生）、陈少白最小（1869年生）。孙中山的这三位挚友，到后来都成了他的最亲密、也是最得力的战友。

    杨鹤龄于1895年加入兴中会。1911年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晚年居澳门。1934年8月29日病逝。

    陈少白参与成立兴中会和同盟会，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后，曾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1922年以后致力于家乡建设事业。1934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平。

    尢列于1895年在香港参加兴中会，先后在国内、日本、南洋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组织救世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21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此后脱离政界。1936年11月12日在南京病逝。

    这是后话。当他们四人刚刚坐下来时，就见一老人怯怯地倚在店门边。鼓鼓的一对眼珠子在深陷的眼眶中转动着，嘴角渗透着寒碜的馋相。店家见了，走过去吆喝着：“快走，别影响我做生意。”

    “多少给口饭吃，都饿三天了。”

    店家见老人不肯走，伸手就要去推他。孙中山走过去，瞅着老人问：“为什么就要乞讨呢？”

    “儿子，都怨我那儿子。”

    “你儿子怎么啦？”

    “他吸鸦片，家里什么都吸光了，连房子也抵给了烟馆。”

    孙中山掏出一把铜钱塞给老人，铁青着脸回到餐桌，沉闷良久，长叹一声说：“现今天下农桑不振，鸦片危害民众，民不聊生之源啊。可之所以如此，根源的根源又在当今朝廷的**。”

    “这个朝廷，对外只知一味服软，对内只知尽力盘剥，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它。”

    “皇上昏庸了，官员**了，老百姓只有受苦了。”

    “列强也就趁虚而入了。”

    ……

    四个挚友，一人一句，大胆地议论国事，抨击朝廷，使得身边餐桌上的人大惊失色、面面相觑，有害怕受到牵连的，竟惶惶然而离去。四个挚友见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言辞更加犀利。

    不只在酒店，就是在学校里，他们也照样我行我素，时常说一些“胆大妄为”、“犯上谋乱”的言语，有胆小怕事者惊恐万分，便称他们四人为“四大寇”。孙中山等人听了，只是相视一笑。

    “我们是什么寇啊？朝廷的许多做法，才是卖国贼呢？”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人之不同，确实各如其面。有称孙中山为寇的，却也有欣赏孙中山的。这个人，竟然还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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