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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董卓说起来也不是一无是处，据史书记载，董卓出生于凉州陇西郡临洮县一家殷实富裕的地方豪强家庭，当时临洮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而董卓自幼也是养尊处优，因此从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这一点，可以从史书中看到，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

    由于家中有钱，因此父母为他请了不少先生教他习文，还请了一些有名的武师带他习武，因此长大以后的董卓不仅能识文字，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支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百姓都畏他三分。不仅是县里的汉人不敢惹他，即使是周边那些天生野蛮的羌人对他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当地的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大都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好友，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

    地方豪帅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开始琢磨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的趋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帅来他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

    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大气豪爽，所以都愿意归附于他，听候他的调遣。

    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羊，送给董卓，由此可已看出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

    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还算出众的才能和武功，董卓不断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还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因此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毫不吝惜财物的帮助他们，使得这些人都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便一直死心塌地地追随于他。

    董卓之所以能培养出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势力，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从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尤其是到了东汉末年，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对于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

    到了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大汉朝廷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借助他们的力量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而坐拥超强实力的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

    很快董卓就应地方官府的征召，出任凉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如此一来，董卓便开始利用手中的职权，去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便成了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汉羌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已经不在满足于自己只是边远豪强的名分，他觉得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来施展自己的远大报复，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

    不久，由于东汉朝廷急于解决西羌反复无常的问题，这对于董卓来说，自然便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契机，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起义，波及的范围相当大，持续时间也很长，令大汉朝廷颇为头疼。

    到了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而面对羌人的反抗，积贫积弱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无能为力，只得求助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日益严重的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他的贪欲和野心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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