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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领导下，于1933年11月发动了以“反蒋抗日”为主旨的“福建事变”，但这次事变过程只有短短两个多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建十九路军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即日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黄琪翔、方振武（方未到改选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萨镇冰等十二人为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二十二日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使用公历。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军事委员会由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由于冯玉祥未到任，改由冯的代表余心清代理主席。

    闽变开始后，蔡廷锴电告各师扩编为军，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由于平时没有说服宣传工作，突然说出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众官兵颇为惶惑。事变后仅三日，在闽北沙县一、二两军的部队原修建的野战据点工事遭到蒋机轰炸，官兵们的情绪更加不安。

    原归蔡廷锴指挥的杂牌土著军队，除卢兴邦、兴荣及陈齐王宣尚保持电台联络外，其余各部电台呼应不灵，郭援记得吴宇的提醒，此时也是按兵不动，静待其变。

    不久，经过蒋介石的瓦解，多半杂牌部队都撤离了原驻地，那些不对的头脑们得到老蒋升官发财的保证后，纷纷对十九路军采取敌对措施。两广本来和十九路军也有盟约，但看到福建政府联合**放弃国民党国旗之后也起来反对，特别是陈济棠受蒋介石的收买获得一百万元的补助金，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关于陈铭枢和各省（包括湘、黔、滇、川、康、鲁、陕）原来是有友好联系的，由于形势不对头，也没有一省通电支持。原来方鼎英准备在湘西起义的也策动不起来。在国民党中，除李烈钧在上海来电声援及陈博生来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再无一人表示支持。

    平时在国外的闽、粤籍华侨是热烈支持十九路军的，这次华侨支持的也寥寥无几。而蒋介石一面利用其御用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电各军政机关对“闽变”实行镇压，限令克日平定，一面在“闽变”后第二天，以蒋中正个人名义发出告十九路军将士书，痛诉陈铭枢卖国叛党，煽动官兵反对福建人民政府。

    紧接着，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三人，撤消蔡廷锴及蒋光鼐在国民党的职务。从以上的情况，清楚看出福建事变是孤立无援的，原来政见相同的也由于取消国民党国旗之举反颜相讥；蒋介石决心调兵进攻的企图已十分明确。造成福建政府匆匆应敌、处处被动的局面。

    福建东临海滨，海防辽阔，可以登陆的地方达二十余处，特别是马尾、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事变的当日蔡廷锴即密令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当时兼马尾要塞司令）、厦门警备司令黄强，分别派部队将马尾、厦门两个要塞司令部、马尾海军造船厂、厦门海军航空处、长门炮台、长门海军练习营、弹药库等加以接收。但马江要塞司令李孟斌所率的舰队江贞、江元、楚观三舰在二十夜脱逃，仅截获海鹄、星星两舰。至于驻闽的海军陆战队一、二两旅曾接受福建绥署指挥，“闽变”开始，这些部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蔡廷锴将该两旅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海军陆战队，以原任旅长杨廷英、林秉周分任正副司令，企图利用这些海军艇队及陆战队巩固沿海口岸。

    “闽变”开始时，一方面军所辖各军（即十九路军所辖各师），散布在闽东南西北，布防千余里地区。其地点大致如下：第一军沈光汉部，全部集结在闽北沙县及其以西地区。第二军毛维寿部，一个师在闽北沙县、延平间，军部及另一个师在闽南之泉州、惠安地区。第三军区寿年部，一个师在福州及马江地区，军部及另一个师在闽东南之莆田、涵江地区整训（连城战败后）。第四军张炎部，全部集结在闽西的龙岩、永定地区。第五军谭启秀部，在福州以西水口、延平间地区，一部在古田。总部直辖的特种部队，有部分驻在漳州、厦门两地。

    福建乃是四战之地，除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都要设防，七万多人的兵力，若散在四方，即无机动作战能力，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特别是广东背约投蒋之后，整个战略上没有后方根据地，当时闽西善后处所辖的各县政府虽做一些计口授田工作，但作为一个后方也不牢固。

    在“闽变”后的第三日，闽北沙县被飞机轰炸，“闽变”后的第十日，闽南的泉州又遭轰炸。之后，蒋介石决心用南昌行营武力解决福建政府，福建政府的前途一片暗淡。

    郭援这时候按耐不住行动了，将部队调动到三都布防，恰逢福建政府第一方面军海军陆战队在三都驻防，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正在争取他们反水。郭援见状，二话不说，先将陆战队缴械，而后收编，这样一来得罪了陈绍宽，这位眼看功劳到手的海军部长，一怒之下在老蒋跟前把郭援狠狠地告了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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