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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个头啦，先是1934年的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唯一的一名女性发言了，话说出口，何洁才发现大家都在看着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了，姑娘红着脸说：“我的历史也不好，考大学时死记硬背的，只知道一些大事纪要。”

    郭援和赵洱乃正想说什么，郑海和却摇摇手说：“你们先等等，先让小妹说完，急什么啊？不知道让着点小妹啊？女士优先都不懂，切！”

    何洁看了看吴宇，在吴宇鼓励的眼神下继续说道：“长征前红军经历了五次围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六月份中央红军与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八月开始过草地，十二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长征结束，建立陕北根据地，后来就是‘西安事变’抗日了。”

    郑海和听完何洁说的，连连感叹道：“不简单，早听说红军不容易，能五次逃出围剿，还搞了个两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怎么剿都没剿死**，不容易啊！”

    “什么啊！从1928年到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总局势是实现从形式上的统一到实质上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解决藩镇问题和赤匪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京政府在对地方实力派和对**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征伐和围剿。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打败了桂系，迫使李宗仁、白崇禧等逃往香港。蒋总统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希望》一文，声称‘欲消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西北军的冯玉祥，为求自保，以声援李宗仁为名，通电请蒋下野，联络阎锡山反蒋。蒋总统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叛冯，特任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拆散冯阎联盟，在河南打败了冯玉祥。接着蒋总统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打败了唐生智。后来阎锡山打败唐生智后，提出了‘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实际上是重新竖起了反蒋大旗。1930年4月，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通电就职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30万人沿陇海路东进，晋军20万人沿津浦路南下至济南，李宗仁、张发奎部沿平汉路北上至长沙。反蒋同盟在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谢持的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下，甚至在北平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这一次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蒋，是北伐以来对蒋总统的最大威胁。”郭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渴得直灌啤酒。

    旁边的赵洱乃接着话题继续说：“蒋总统看准张学良的力量，在他的策动下，张学良最后下定了决心，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南下，占领平津，形势迅速由对蒋不利向对蒋有利逆转。在张学良的配合下，历时7个月，用兵110万的中原大战，到1930年11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中原大战的胜利，为国民政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郑海和听到这里急着问：“这是藩镇啊，围剿红军呢？”

    郭援和赵洱乃互相看看摇摇头，郭援说：“对于红军的围剿，书上说的不多，反正是因为藩镇抽不出力量围剿红军，所以红军才坐大的。”

    听到这里，吴宇忍不住发话了：“我来补充两句吧！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并没有把**势力的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考虑。对蒋介石来说迫在眉睫的，是他的把兄弟冯玉祥和阎锡山，还有在西南虎视眈眈的李宗仁，甚至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比**重要。因此，**在各地的发展，特别是在江西、福建的发展，确实令蒋介石恼火，但并未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在《中国的红色区域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说，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在这种空隙中出现的。”

    “但是，红军对蒋介石毕竟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喝口水润润嗓子。

    “平心而论，蒋介石在一、二、三次围剿中，并未投入全力。我们可以看看围剿苏区的时间表:第一次围剿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第二次围剿1931年4月至5月，也就是现在；第三次围剿1931年7月至9月；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至3月；第五次围剿1933年9月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次围剿时，蒋、冯、阎中原大战的余波未定，蒋介石对各个地方实力派的举动比对红军更重视，还不敢倾全力剿共，投入围剿的兵力不但没有蒋氏嫡系，而且实力极差。第二次围剿时，正值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四监委因胡汉民案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使蒋介石应付不暇，自然也不可能倾全力剿共。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的反对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了同南京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由唐绍仪、邓泽如、邹鲁、古应芬、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组成，汪精卫任主席，9月初，广州政府以50万元收买了石友三反蒋，两广军队北上出击，进攻湘赣，占领了衡阳、郴州，蒋介石只得先放下**而去平息两广。因此，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能够取胜，与国民党新军阀的内部争斗不无关系。”吴宇看看周围在听的人都聚精会神，不免有点当历史老师的感觉，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了起来。

    “后来的第四、五次围剿，蒋介石确实是想一口吃掉**。但日本对热河的进犯（1933年1月日本攻占山海关，2月进攻热河），使得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纮等一批大员都到北平商讨热河抗战问题，长城沿线战事一开，蒋介石不会不受到影响。第四次围剿草草收场，与此不无关系。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组建了福建人民政府反蒋（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使蒋介石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打破围剿，实在是一大失误。蒋介石在平息了福建事变后回过头来收拾红军，终于使他把红军赶出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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