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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河南人，是移民。他还是个受人尊敬的中医大夫，他来到欣欣格拉的第二年就被我姥爷招为女婿。据说那时我家很叫人歆羡，常有牧人以及牧人的老婆、牧人的父母从云里雾里走到我家来。他们是来看病的。他们的病不外是风湿、胃寒、包虫、经乱。靠了那些荒原富有的药材，父亲能治这些病。病人们都是些朴厚实在的人，不会只把感激挂在脸上嘴上。当他们离去后你会发现家门口立着一头正需要挤奶的牦牛，或者你会听到几只肥壮的藏羊在门外咩咩叫。还有送银制的首饰、器皿和银鞘藏刀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兽皮的。父亲不知不觉成了全家的顶梁柱。我们不种地，我们不把挖药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依仗父亲的医道就能吃饱喝足，而且天天有新鲜的牛羊肉。

    可是，父亲走了。在我五岁的时候他走了。他为什么要这样？直到过了很久，我因恋爱而吃官司的事情发生以后，孤苦伶仃的母亲来探监时，才告诉了我那个父亲出走的极其隐秘的原因。我父亲不喜欢我母亲。他们是在互相不认识的情况下托人做媒而成婚的。来到我家后父亲就渐渐喜欢上了他的小姨子--我那比母亲小八岁的尕姨娘。他偷偷地默默地钟情于她，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就抓住她的手，抓住她那双细嫩白胖的小手，在两只号惯了脉、摸惯了药方的瘦骨伶仃的手掌中搓啊搓。在最后一刻我的尕姨娘惊诧诧地叫起来。母亲看见了，或者是姥爷看见了。总之是被人看见的，而不是由我的尕姨娘说出去的。母亲大哭一场。我的尕姨娘也大哭一场。但包括一向顾面子的我姥爷在内，谁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去斥责我父亲。不就是摸了摸我尕姨娘的手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让尕姨娘注意回避我父亲就是了。姥爷大概就是这样想的。日子很快恢复了原样。日子恢复了原样后我父亲就走了。他去了哪里？去了县城？去了荒原的别处？去了省会西宁？还是去了河南老家？谁也不知道。他一去不返。在我二十一岁的那年我理解了父亲的一去不返：他内心的隐秘暴露了，全家人都开始提防他了。而他爱心不死。他由于爱心不死才知道自己爱错了。我的尕姨娘对他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父亲，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我从此没有了父亲。

    那条路一直向下。那条路上枯萎的车前草越来越少，渐渐没有了。那条路的两边依然是荒无人迹的原野，皑皑白雪直走天际。突然有了绵延起伏的山脉，仿佛鼓起了一些巨大的雪塄。原来山就是这样的，其作用不过是用白色的屏障挡住我们的视线。我想要是到了夏天，冰消雪融的时候，山也许就不存在了。山是雪造的。前面有了灯光，黑夜来临了，县城来临了。欣欣格拉对我来说已经遥远得不可企及了。

    我们走下马车。尕姨娘早就在路边等候。她比我们早来几天，她是来打扫房子的。大人们在午夜的寒冷中开始往房子里搬家什。我困了，走进房子，倒在尕姨娘暂时栖身的地铺上昏昏然睡去。午夜开始的新生活里，有我对县城的淡漠。

    然而，淡漠毕竟不是我的本愿，毕竟与十岁孩童的心态不相谐调。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心神不定而又控制不住地走进商店去，观看货架和玻璃柜台里或暗淡或光艳的商品；曾经和县城的狗一起去追逐轰隆隆驰过街面的卡车，曾经把蜡烛当作糖块塞到嘴里咀嚼；曾经把石头从窗里扔向窗外去打房檐下的麻雀，结果砸碎了玻璃。欣欣格拉的房子是不安玻璃的。欣欣格拉的夜晚也从来不需要蜡烛照明，人们天黑即睡，天亮即起，偶尔用酥油或青油点亮一盏灯，那也是为了祭神时的虔诚。那时候的我傻头傻脑的，傻头傻脑的原因是我对一切未曾见识过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人一好奇就糟糕，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而不顾身后。我不得不承认，在到达县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几乎忘记了欣欣格拉，忘记了我的好朋友哇玉昆特和玛赛吉雅，就像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必然会忘记县城那样。我是喜新厌旧的。除非面前的新事物带给我不愉快，并让我深深地憎恶，我才会怀想往事，才会把往事的美好从心底抽出一丝一缕来细细咂摸。

    我上学了。我突然发现我不喜欢学校。我没有朋友，我在所有陌生的孩子面前显得孤独无知。我知道他们大都是在县城里长大的，他们在校内校外都是熟识的一帮甚至是一个专门孤立和讥笑我的团伙。我在心里愤愤不平。我诅咒他们彼此那种亲密无间的举动。我用惆惆怅怅的情绪捡回了我的欣欣格拉。

    在欣欣格拉的最后一刻我们是在图而隆家度过的。图而隆做了一大锅羊肉面片为我们饯行。饭间，图而隆极其伤感地对我姥爷说，你走了我也走。你的孙娃子要念书，我的儿女也要念书。又不是从前做买卖的时候，死守在这里有啥用哩。姥爷说，树挪了死，人挪了活。我们这一辈子已经没啥指望了，就指望后人们有个好出息。我始才明白我们的搬家是为了我能够进学校念书。我奇怪大人们竟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我看来世间万般事物中最最不重要的便是念书。再说我在家里也可以念书。姥爷是识字的。他已经教我背会了《千字文》和《三字经》，还准备把《幼学琼林》的章章篇篇也装到我脑子里。但我没有公开提出我的质疑。我对大人们的意志总是顺从的。我只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图而隆一家什么时候也搬到县城里去？我问和我一样盘腿坐在炕上吃面片的哇玉昆特。他说不知道。他问我，我的尕姨娘是不是也要去念书。我的回答也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知道的那可怜的一小点便常常在心头荡来荡去。

    我知道图而隆的长相，那不用去听说，用眼睛看就是了。阔嘴，方额，络腮胡子两大把，鼻梁是塌陷的，眼睛狭长而浑浊，仿佛两洼夏天积攒的雨水。有这副长相的人一定是寡言少语的。因为我很少听他说话，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孩子，似乎劳驾他看上一眼对他就已经足够了。有这副长相的人也一定是凶狠的。我常常看到他用木棍抽打哇玉昆特，斥责儿子不应该睡懒觉，不应该把挖来的药材当柴草扔进灶火洞，不应该偷吸他的卷烟。我有时替哇玉昆特难过，有时又觉得他不该那样在许多事情上违拗大人的意志。但哇玉昆特是固执的。他不会因为挨打而改变自己的禀性。他懒散，他调皮起来胆大包天--有一次他在锅灶边偷着抽烟，不小心点着了厨房；还有一次他跟着来参加赛马会的骑手离开了欣欣格拉，一个星期后才步履蹒跚地回来。父亲将他一顿好打。

    他吃饭吃得很多，他常常把鞋子脱了赤脚走路。在我看来他唯一的好处便是爱护弱小。他比玛赛吉雅大五岁，比我大四岁，当我们一起去挖药或一起去荒野里玩耍时，他总是说，别怕，狼来了我对付。我们真的遇到过狼，他真的跑过去把狼撵走了。我由此相信他不说假话，相信他是我在欣欣格拉的保护伞。当然，他的勇于保护弱小的举动对玛赛吉雅来说是另外一回事。她是他的妹妹。他保护她是分内的事，扯不到讲义气、够朋友上面去。哇玉昆特喜欢他的这个妹妹。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要不是他妹妹在这里，他早就离开欣欣格拉了。我说，那你带她一起走。他频频地摇头，告诉我，父亲是宠爱玛赛吉雅的，她永远不会离开他。为此，他希望父亲像对待他那样对待玛赛吉雅，希望那根常常抽打他的棍子被父亲抡到妹妹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屡次撺掇玛赛吉雅犯错误，比如拿着吃饭的碗去草地上扣蚂蚱，再比如让她用冬天家里贮藏的羊肉去喂野狗。遗憾的是他往往失算。他们的父亲图而隆一旦知道这些事情是玛赛吉雅干的，就会转怒为喜。好吧，这只碗就让你专门用来扣蚂蚱。至于羊肉，你要是喜欢上了那条狗你就去喂，反正家道贫寒也不是因为少了几斤羊肉。于是图而隆唯一的儿子哇玉昆特便滋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那就是对父亲早死快死的企盼。

    我始终不理解哇玉昆特的想法，更不理解他父亲为什么对他那么坏，对他妹妹那么好。我把我的不理解说给我姥爷听。姥爷说，图而隆做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大恩大德了。这算什么话？我的困惑如同雪雾散尽后的原野，那么大，那么深。

    图而隆原先是合盛奎商栈的伙计。姥爷让他做的事便是在荒原四处奔跑着为商栈收购货物。他经年累月和牧人们打交道，学会了藏语，也给自己起了一个藏族的名字，因为藏民喜欢汉人起他们的名字。商栈关闭以后他就陪伴姥爷定居在了欣欣格拉。可是姥爷，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比如，图而隆的两个孩子并不需要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满荒原奔走，为什么也都起了藏族人的名字？

    我们吃完面片后就向图而隆一家告辞。哇玉昆特攥住我的手大声问道，你想不想我？没等我回答他就使劲一捏，疼得我连声哎哟。他松开我哈哈大笑，说，你要不想我，我就揍你，就叫狼吃掉你。我低下头去一句不吭，但在心里却一个劲地说，想，想，我要是不想我就不是人养的。就要上马车了。图而隆央求我姥爷到了县城后帮他们一家找房子。姥爷一边叹气一边答应。玛赛吉雅哭了。从我们到她家后她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她说话了。她的话是白玛瑙珠一样剔透的晶体。我母亲把她搂在怀里说，好我的尕丫头儿哩，你别哭嘛。你一哭，大家都得跟上了哭。说着我母亲就哽咽起来。对这种场面我懵懂无知。我像个呆子一样左顾右盼，然后第一个跳上了马车。马车是雇来的，车夫是县城里的。

    我们上路了。我们沿着那条车前草已经枯萎的马路一直向下。冬天的寂静里，无声地滚动着白色与苍凉。

    为什么我不能认为玛赛吉雅的泪是因我而流的？在我怀想欣欣格拉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认为。甚至我应该相信，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已经具备了渴望爱情和传递爱情的全部能力。她爱上了我。她不忍心和我分别。她日日夜夜思念着我。当她不胜悲痛的时候。她就来县城找我了。

    那是我们分别后的第四个冬天。那个冬天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有一场大雪。出奇的寒冷把我们冰得骨头都在嘎嘎作响。姥爷给图而隆一家在县城西边租定了两间简陋的土坯房。房主是一个过去曾当过千户的县人大代表，是我姥爷经商时的老相识，所以租金很便宜，一个月只收三块钱。在一个扬风搅雪的傍晚，我从学校跑回家去，一进门就愣了。哇玉昆特赫然站在我面前。他长得更大更高更粗更壮了，酷似我在赛马会上见过的那些骑手。他审视着我，像大人那些面带成熟的微笑。回来啦，学生娃？他问我。我嗯一声，掩饰着激动，回身将书包放到炕沿上。这时我看到了图而隆那张令人望而生畏的脸，看到我一想起来就会心颤的玛赛吉雅坐在炕上她父亲的身后。我感到紧张，感到我心中的秘密已经暴露无遗，感到她那双向我问好的眼睛具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威力。她大了，她的眼睛也大了，她的所有一切都胀大起来，包括她那荒原赋予的美丽。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已经和我记忆中的她判若两人。而我却和过去没什么区别，我仍然是个小孩子。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绯红了脸，转身走开。我走进厨房去，对正在做饭的我母亲和尕姨娘说，我饿了。母亲说，等一会，一起吃。我说，我给你们拉风匣。尕姨娘笑道，你今儿怎么了？这么勤快。我又说，我饿了。我坐在风匣前呼哧呼哧拉起来。尕姨娘诡诡地笑了几声。

    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我还会想起这次见到玛赛吉雅时的情形。我发现我的心思和我的举动都充满了少年人的滑稽可笑。但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接近十五岁，正处在拥有可笑想法和可笑举动的那个年龄。我对自己说，爱情正是从可笑走向成熟的。如果我后悔我的可笑，就等于后悔我的年龄。谁会后悔自己的年龄呢？除非傻瓜。而我不是傻瓜。尤其是在爱情上，我没有做过一件只有傻瓜才做的事。我问她那次见面时她的想法。她说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觉得我变化很大，高了，胖了，而且穿上了那种带塑料纽扣的制服。她说她看惯了我在欣欣格拉的那副模样：骨架小小的，脸盘瘦兮兮的，总穿着一件由我母亲缝的带盘扣的和尚领棉袄。她觉得我变了。我觉得她变了。而我们都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这正是我们之间那种关系的又一个开端。是冬天，是一个扬风搅雪的日子，我又和玛赛吉雅生活在一个地方了。

    县城和欣欣格拉一样，同样用冬天的雪野包围着，同样用夏天草原的绿色紧紧挤压着。但我不知道似乎永远不会知道它有多少间房子。那些房子最集中的地方譬如县委、县人民武装部往往有高大的围墙。我要是从门口走进去，把门的哨兵准定会拦住我。况且在县城每年都会耸起一些新建筑。有的建筑是门套门的，你不走进去就无法搞清里面到底有多少间。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因为搞不清县城有多少间房子而对县城抱有深深的怨愤。我觉得它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是那些可以从围墙大门里自由进出的孩子们的。甚至学校也是他们的。因为学校的学生大部分就是这些孩子。我不跟他们玩，我疏远着他们，我是天生孤独而自尊的。但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形：是他们不跟我玩，是他们由于清高而排挤着我，他们天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总之，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那四年对我来说是苍白而乏味的。我生活在县城却和县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每天都按时上学却不认为学校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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