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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最后那句话——“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让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好。

    这句话对吗？

    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幕，我与陈总曾经的对话。

    有一次，陈总跟我感叹，他跟街头炒粉的是一回事。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炒粉的清早就要起来，很晚才能收摊。我也如此啊，每天清早就来，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哪个决策失误，少则几十万，多至几百几千万打了水漂。

    炒粉的最多是这一天少赚点，不会去讨米。干我们之一行，决策失误，有些人最后真的当了乞丐。”

    是啊，克鲁兹家族可以一掷千金，但不可否认，他们的钱也很辛苦——辛苦不仅是指体力，还指脑力。

    我必须改变对罗生那种人的同情。罗生是因为懒，如果他愿意辛苦，就不会住茅房。

    克鲁克要求有一个明显的预期，他的说法并没有错。

    我从床上爬下来，边想边写下我的一个三个标准。

    然后，改了又改，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语全划掉。再拨通郑先生的电话，了解克鲁兹以前的身体情况。

    思考良久，才写下了三条具体标准：

    初愈：可以下床活动。

    巩固：可以生活自理。

    恢复：可以回大学任教授，出国，达到中毒之前的身体状态。

    我把这几条写完，觉得真的有些累了。

    上床睡觉！

    ……

    下午三点，郑先生来到房间。和我交流了一会儿。然后提醒我，记得带上护照和身份证。

    我们走出宾馆，坐上来接我们的小车。

    到了克鲁克家，我仍然像上午一样，扎针，拔火罐，给克鲁兹服中药。服完中药，我没再给克鲁兹按睡眠穴。

    而是向克鲁克表达了如下意思：

    派人记录克鲁兹的睡眠变化情况。我好对比药物起到的功效。克鲁克对站在一旁的菲尔叮嘱了一遍。

    回到大厅，我把治疗的三个步骤，达到的目的，需要的金额跟郑先生说了。他向克鲁克作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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